標準是國際合作與互聯互通的通用語言，是全球治理體系和經貿合作發(fā)展的重要技術基礎。
近年來，我國標準化水平和能力不斷提升，尤其《中華人民共和國標準化法》的修訂、《國家標準化發(fā)展綱要》及配套政策的實施，使得我國在國際標準制定方面的參與度和影響力與日俱增，引起了美國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員的高度關注和擔憂。2023年5月4日，白宮發(fā)布《美國政府的關鍵和新興技術國家標準戰(zhàn)略》稱，中國利用外國投資和經濟影響試圖破壞標準制定過程的完整性和公正性，為鞏固市場主導地位，中國往往通過代理公司來推動標準的規(guī)范性，而非技術優(yōu)勢。
隨著中美貿易摩擦的逐步升級，美國視中國為唯一競爭對手，并先后運用出口管制、投資審查、建立排華聯盟等手段，遏制我國高科技領域的發(fā)展。技術標準正在成為美國打壓中國的又一個重要利器，成為中美博弈的新競技場。中美在科技領域的博弈早已超越技術本身，逐漸體現為規(guī)則制定權和話語權的競爭。
一、技術標準在國際競爭中的重要性
技術標準是從事科研、設計、工藝、檢驗等技術工作以及商品流通中共同遵守的技術依據，是目前大量存在的、具有重要意義和廣泛影響的標準，其作為技術壁壘的一個重要組成成分，歷來受到各國的高度重視。
技術標準可以通過規(guī)范市場、降低交易成本、促進規(guī)模經濟來促進技術和產業(yè)的發(fā)展，進而提升綜合競爭力。當一項技術成為國際標準后，有助于形成對企業(yè)或國家有利的技術壁壘，甚至形成技術霸權；同時，通過主導國際標準形成先發(fā)優(yōu)勢，并在后續(xù)競爭中不斷放大這種優(yōu)勢，進一步積累和鞏固技術和貿易優(yōu)勢。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技術標準已成為國際經濟和科技競爭的重要手段，也成為國際規(guī)則制定權爭奪的焦點。
歐盟于2022年發(fā)布《歐盟標準化戰(zhàn)略》，旨在加強歐洲技術主權，提升全球標準制定者的能力，以降低對外依賴、保護歐盟價值觀。
美國認為標準制定涉及技術優(yōu)勢流失和潛在的國家安全問題，2020年最新版《美國標準戰(zhàn)略》要求追蹤其他國家政府主導標準體系的優(yōu)勢，發(fā)揮多方力量，不斷擴大美國標準的國際影響力。
日本2014年頒發(fā)《標準化官民戰(zhàn)略》，旨在打破國際貿易壁壘，提高日本在國際標準化領域的地位，幫助日本獲得更多的話語權。
我國2021年發(fā)布《國家標準化發(fā)展綱要》，將技術標準視為步入高質量發(fā)展、參與高質量競爭的重要標志，積極推進標準引領創(chuàng)新，以提升中國經濟的發(fā)展?jié)摿透偁幜Α?/span>
二、美國對中國標準化活動的關注和擔憂
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是在中國加入WTO的背景下，美國國會為了監(jiān)測中美貿易交往對美國經濟與安全影響于2001年特設的機構。在中國標準化活動研究方面，該委員會早在2013年就發(fā)布了《中國在技術標準上的崛起：舊制度中的新規(guī)范》，報告稱，中國確實利用技術標準作為保護主義的工具，但并未對美國構成挑戰(zhàn)。此后近十年，由于中國在標準化方面的努力和國際影響力的提升引起了美國的關注和警惕，從官方部門到民間智庫，開展了大量關于中國標準化活動的研究，政府也采取了相應的政策措施（見表1）。同時，其他國家也關注著中美在技術標準領域的競爭，如澳大利亞、瑞典等。
總體來看，美西方國家與智庫對中國標準化活動的關注與擔憂實質上是對美國主導權和經濟利益的擔憂，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
一是擔憂中國在國際標準制定機構（SDO）擔任重要職位，削弱美國的領導地位和規(guī)則制定權；
二是擔憂中國在5G/6G、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物聯網、數字技術等新興領域制定技術標準，掌握技術話語權，創(chuàng)建新技術格局，致使美國失去新興領域的技術優(yōu)勢；
三是擔憂中國借助在國際標準方面的影響力，偏袒中國公司，對美國公司建立技術壁壘，造成美國經濟利益受損。
三、中美國際標準化參與度的比較
隨著標準國際化的深入，中國和美國積極尋求在三大國際標準化組織（ISO、IEC、ITU）中的參與度和影響力。本文根據三大國際組織官方網站及其最新的年度報告，以及美國大西洋理理事會研究報告《標準化未來：美國如何駕馭國際技術標準的地緣政治？》中的數據，比較了中美在三大組織的國際標準化活動情況（見圖1）。
綜合來看
中國與美國在三大國際標準化組織中的參與度在全球均處于前列，相較而言，中國參加的技術委員會數量更多，更加積極參與各個領域的標準制定工作，但承擔技術委員會秘書處和主席職位數量沒有美國多。參與度高并不一定能轉化為影響力，真正能反映成員參與和分配標準化資源能力的是秘書處和主席職位，而這兩項數據中國都弱于美國。
從領導力看
近十年，中國專家在三大國際標準化組織都擔任過領導職務。2015—2018年，中國公民張曉剛擔任ISO主席；2015—2022年，中國公民趙厚霖連續(xù)兩次擔任ITU秘書長；2013—2022年，中國公民舒印彪相繼擔任IEC副主席、候任主席、主席。中國在國際標準化組織擔任最高領導，引起美國利益相關方的關注，并帶來美西方國家關于標準制定涉及的國家安全問題的討論。
從影響力看
根據大西洋理事會對39個重要的國際標準制定機構（SDO）的調研結果，美國在關鍵SDO中占有重要地位，在W3C、IEEE等11個SDO中擁有50%以上的選票；同時，越是成熟的SDO，美國的影響力越大，例如，美國是全球最大的ICT標準委員會ISO/IEC JTC1的主席，45%的JTC1相關小組委員會秘書處來自美國。相較而言，中國在這些重要SDO中的影響力與美國差距較大，美國在領先的SDO中擁有極大的話語權和標準化資源調配潛力。
四、中國的應對措施與建議
美國的擔憂引起了中美之間的技術標準競爭，中國應深入貫徹實施我國標準化戰(zhàn)略，堅定推行國際標準化工作，加大標準化建設，提升技術創(chuàng)新能力和標準化水平，積極應對。
第一，苦練內功，提升技術創(chuàng)新能力，推進高質量科技成果轉化為技術標準
近年來，我國科技創(chuàng)新能力顯著提升，在人工智能、大數據、量子信息等領域進入世界前列，但高端芯片、工業(yè)軟件、核心裝備等關鍵領域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局面仍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要強化企業(yè)創(chuàng)新主體地位，堅持系統(tǒng)化設計，對技術創(chuàng)新決策、研發(fā)投入、科研組織、成果轉化進行全鏈條部署，對政策、資金、項目、平臺、人才等創(chuàng)新資源進行一體化配置，支持企業(yè)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中發(fā)揮作用。要堅持目標導向，推動標準化與科技創(chuàng)新互動，加強關鍵技術領域標準研究，建立重大科技項目與標準化工作聯動機制，健全科技成果轉化為標準的機制，同步部署技術研發(fā)、標準研制與產業(yè)推廣，加快創(chuàng)新成果轉化應用。
第二，提前布局，完善頂層設計，分類、分階段推進標準國際化工作
在國家層面設立跨部門的聯席會議工作機制，明確牽頭部門和參與部門的具體責任分工，將標準國際化任務細化分解為階段性工作計劃。鼓勵和引導跨國公司參與國際標準制定和修訂工作，推動中國優(yōu)勢和特色技術標準成為國際標準。加強我國在歐美等發(fā)達國家和地區(qū)的影響力，積極推進中國專家在三大國際標準化組織和美歐等標準化協(xié)會中擔任重要職務，增加我國在標準投票表決流程上的話語權，提高中國標準成為國際標準的概率；提升我國在新興國家和地區(qū)的影響力，加快推進交通設施、數字電視、家用電器等民生領域的中國標準在“一帶一路”國家的落地推廣應用，拓展與金磚國家的標準化合作機制，深化與東盟國家的區(qū)域標準化對接，推進亞太經濟的一體化發(fā)展。
第三，加強研究，探究將創(chuàng)新成果轉化為標準的理論、方法、工具、模型
對比分析我國與美國、歐洲、日本等發(fā)達國家和地區(qū)同類技術標準的差異，包括關鍵技術指標、技術標準組織參與情況、標準制定過程、市場需求等，以確定我國下一步的標準化工作；關于如何將新興技術轉化為標準，研究建立一套識別、評價技術標準化必要性、可行性與有效性的方法體系，同時，對于如何推進新興技術標準制定的工作機制和模式也需開展深入研究。
第四，實時監(jiān)測，為技術標準競爭預判、預測、預警等提供及時全面的情報依據
設立專門的機構，組建專門的人才隊伍，通過項目、資金、平臺等方式支持其開展標準化情報監(jiān)測，通過對主要國家標準化戰(zhàn)略、標準布局、標準化態(tài)勢、標準化組織、技術標準化模式、標準化專家和標準化研究機構的報告等進行持續(xù)監(jiān)測，預判未來競爭方向和趨勢，為研究制定我國標準化戰(zhàn)略和相關工作提供依據。
作者：程燕林，中國科學院科技戰(zhàn)略咨詢研究院
